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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评富士康冲刺A股：对实体经济是好消息
尽管科技产品已经升级了无数代，但是制造者还是富士康们。
▲郭台铭。图来自新华社
　　文 | 邓新华
　　据报道，2月9日晚，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在**网站上预披露招股说明书，准备登陆上交所，正式开启了IPO冲关之路。
　　一些专业投行人士对此表示支持。他们认为：富士康是优质企业，在全球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更是意义重大；富士康帮助解决就业问题，对消除贫困做出重大贡献；同时富士康是缴税大户，2017年直接缴纳税费49亿元……
　　这个消息，对于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来说，应该是一大鼓励。
　　十几年前，舆论界曾经有一个风气，那就是不再满足于做“世界工厂”。很多人认为中国人辛辛苦苦做制造业，为全世界打工，不合算，所以必须要搞高端产业。作为当时最大的制造企业，富士康当年也饱受批评。尤其是，当年富士康的“13连跳”事件后，舆论关于“血汗工厂”的讨论也是沸沸扬扬。
　　但是，风水轮流转。时至今日，制造业成了各国争抢的“香饽饽”。近年来，发达国家纷纷以振兴制造业作为振兴实体经济、走出经济危机困境的重要抓手，纷纷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土地、财税等优惠政策。如特朗普政府的减税计划吸引了大量跨国企业回国建厂。
　　而进入经济新常态的中国，制造业也面临着发达国家重振制造业和发展中国家低成本制造竞争的双重挑战。这时，大家才发现，制造业的重要性不容低估。“支持实体经济”的口号为其确立了不容置疑的地位。
　　这样的背景为富士康冲刺A股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据报道，富士康需要特批，才能上市。也就是说，如果富士康能得到特批，那说明实体制造业的融资问题确实得到了高度重视。同时，优质企业的增多，也能让A股市场更加健康、让投资者得到更好的回报。
　　回顾以往的争论，或许人们应该反思，不应轻率替市场做判断。以富士康等以前被视为低价值含量产业的企业来说，科技产品已经升级了无数代，但制造者还是富士康们。并且，这些企业自身的制造能力、科技含量也在不断升级——市场中的企业所做到的，其实常常超出人们的预期。
　　当前，对制造业最大的支持，就是为它们提供宽松的发展条件。各地政府为制造业开辟更多融资渠道，加之土地制度的松动与试点，以及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便利条件。
　　除此之外，可以为制造业做的还有很多。比如更多地减税，更宽松的法治环境等等。
　　的确，国家对制造业的支持令人喜闻乐见，但在支持制造业的同时，也应放宽对其他行业的限制。毕竟，制造业的产品需要市场有强劲的需求，而需求来自于所有行业的良好发展。
　　因此，我们不应纠结于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之分，只要为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地创造好的发展环境，所谓的“脱实向虚”自然而然就会得到纠正。
　　□邓新华（媒体人）
编辑：温文推荐阅读：朝韩“冬奥外交”进入**，能否持续仍受制于美国 | 新京报专栏我做过十年狱警，陪过多名服刑人员回家过年 | 新京报专栏公务员辞职卖房回老家创业，怎么就成了“凤凰男不能嫁”\”恶俗年会\”展示的，恰恰是“企业没文化”代小权被判无罪，用法律呵护企业家信心特别提示：留言如入选新京报A03版“微言大义”，请在后台回复您的“真实姓名+银行**”]article_adlist–>

张庆伟当选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陆昊当选省长
新华社哈尔滨1月29日电 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29日选举张庆伟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亚枫、宋希斌、李显刚、孙珅、谷振春、范宏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陆昊为省长，李海涛、贾玉梅、孙东生、毕宝文、程志明、聂云凌、刘忻为副省长；选举王常松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石时态为省高级人民**院长。
张庆伟 资料图
　　张庆伟简历：
　　张庆伟，男，汉族，1961年11月生，河北乐亭人，1982年8月参加工作，199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北工业大学飞机设计专业研究生毕业，管理学博士，研究员。
　　1978.09—1982.08西北工业大学飞机系飞机设计专业学习
　　1982.08—1985.09航空部603所技术员、助理工程师
　　1985.09—1988.03西北工业大学飞机系飞机设计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8.03—1992.10航天部、航空航天部一院一部总体室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室主任助理、主任设计师
　　1992.10—1996.08航空航天部、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一院一部载人航天工程运载火箭副总设计师、主任助理、副主任
　　1996.08—1998.08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一院副院长（正局级）
　　1998.08—1999.06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总经理技术业务助理兼一院副院长
　　1999.06—2001.11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2001.11—2002.02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
　　2002.02—2007.08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中国宇航学会理事长（2004.03），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2005.10）
　　2007.08—2008.03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绕月探测工程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大型飞机重大专项领导小组副组长，大型客机项目筹备组组长（2007.09）
　　2008.03—2011.08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2001.09—2009.01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管理学博士学位）
　　2011.08—2012.01河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委员（2011.11）
　　2012.01—2017.03河北省委副书记、省长，海河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2022年冬奥会申办委员会主席（2014.01），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委会执行主席、党组副书记（2015.12），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委员，第24届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成员（2015.10）
　　2017.03—2017.04黑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
　　2017.04—2017.06黑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2017.06— 黑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第十六届、十七届、十八届中央委员（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陆昊 资料图
　　陆昊简历：
　　陆昊，男，汉族，1967年6月生，籍贯上海，1989年8月参加工作，198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专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
　　1985.09——1989.08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国民经济管理学专业学习，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系学生党支部书记
　　1989.08——1994.02北京制呢厂职工、厂属金时代呢绒时装厂副厂长、厂长助理
　　1994.02——1995.11北京制呢厂副厂长（1991.09——1994.07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95.11——1998.12北京制呢厂厂长、党委副书记
　　1998.12——1999.08北京纺织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常委、董事、副总经理
　　1999.08——1999.11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99.11——2001.06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党组书记，海淀区委副书记（2001.04）
　　2001.06——2003.01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海淀区委副书记（其间：2001.09——2002.01中央党校进修部进修二班学习）
　　2003.01——2003.02北京市副市长，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
　　2003.02——2003.09北京市副市长，市委工业工委书记、市经委主任（2002.03——2003.03挂职任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党组成员、总经理助理）
　　2003.09——2008.04北京市副市长（其间：2007.10——2007.12国防大学省军级干部国防战略研究班学习）
　　2008.04——2013.03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其间：2010.11——2011.01中央党校进修部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2013.03——2013.06黑龙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
　　2013.06—— 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
　　第十八届中央委员（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减掉8个正部7个副部级机构后 国务院还要过这三关
摘要：机构撤并也好、“大部制”也好，终究是为了用一个“小而精”的有为政府，来促进市场的健康发育，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不是重塑一个“大政府”。

　　新一轮机构改革的力度，超过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任何一次，当然也超出公众预期。
　　这两天，人代会对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审议中，不少代表对其“力度之大、触及利益之深、重构性之强”，都用上了“前所未有”这样的词。
　　按照方案，国务院机构改革完成后，将减掉8个正部级机构、7个副部级机构，这样大规模的“瘦身”甫一公开，就受到舆论广泛关注。但“前所未有”的不仅仅是机构精简和体系重构，更有后续挑战。
　　在“减”与“并”之后，新的机构体系如何顺畅运作，实现初衷，恐怕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
　　这一轮机构改革的初衷之一，是为了改变过去多部门职能重叠造成相互牵扯和资源浪费，从而提高政府的行政效能。在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各领域改革需要在深层次破冰的时代，行政效能的提升显得更为可贵，而“九龙治水”式机制造成的效能损耗，越来越显现出负面影响。
　　也正因此，本轮机构改革秉持“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的基调，大刀阔斧挥向过去职责交叉、权力分散的格局。
　　从顶层设计的角度，这样的调整无疑将从制度上压缩推诿、扯皮乃至部门间“内耗”的空间。但真正实现改革的初衷，除了框架性的制度设计，还需要细化的配套措施，以及更重要的落地实施。一项好的制度只有通过好的落地，才能最大程度合乎初衷、体现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机构改革方案获得通过的那一刻，才是真正的考验开始。
　　国务院机构调整后，地方各级政府也将相应进行调整变动，预期在年内基本完成。无论身在何种领域，经历了大调整后的政府，都需要理顺至少三种关系。
　　最直接的，当然是机构内部的关系。
　　机构调整不仅是管理职能的重新划分，更意味着对人、财、物等重新划拨，这些看似细枝末节的因素，往往对改革有着极其敏感的牵动作用。机构精简，必然意味着人员精简，过去常见的“因人设岗”现象能否尽可能革除，也是机构改革的看点之一。
　　而能否及时理顺内部的协调关系，尤其是人的平稳过渡，实现“心平气顺”，将直接影响改革的成效。
　　第二层，是机构间的关系。
　　从历史的长周期看，机构改革是个不断调整、不断优化的动态过程。本轮调整创下了“历史纪录”，却也不意味着改革就此到了终点。
　　就“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而言，“原则上”这三个字，意味着特殊情况下仍可能出现职能交叉。何况，许多事本身就不可能仅由一个部门单打独斗完成。此时，机构间协同的意义就更为凸显。
　　很长时间里，横向协同不力，一直是阻碍政府效能提升的“老大难”，其背后既有有部门利益盘亘，亦有观念和制度供给层面的短板。在新一轮机构改革大致厘清机构职能边界、最大程度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篱”之后，下一步尤需防止产生新的“藩篱”，这无疑需要进一步的制度约束。
　　而在大数据时代，部门间数据是否能够开放、共享、贯通运用，将直接决定政府行政能力和效能——显然，这也是检验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理顺这些关系，对改革落地的水平是很大的考验。而再往深处看，改革的另一层目的，是通过政府机构的优化，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这是全面深化改革所需要处理好的一对极其重要的关系。
　　高行政效率，意味着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市场活力的加法”，这在近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被反复强调。而机构撤并也好、“大部制”也好，终究是为了用一个“小而精”的有为政府，来促进市场的健康发育，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不是重塑一个“大政府”。
　　将行政资源从事前审批，转移到事中、事后监管上来，是本轮机构改革呈现的重要导向，其指向的也正是政府与市场间的“加减法”。
　　对接下来的各级政府机构改革而言，这一条堪比“初心”的原则，需要不折不扣地执行。
　　而执行是否不折不扣、是否诠释初心，仍需要更进一步、更为细致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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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疏解北京 功能还是人口？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大背景下，最近北京一系列“休克疗法”式的城市治理引发的震荡格外剧烈。由此浮出水面的是，城市的空间权利和空间正义由谁来参与，谁来决定。
　　激起震荡的第一颗石子是2017年11月18日晚北京大兴一起突如其来的火灾。事故发生在靠近南六环的大兴西红门镇新建村，一处聚居了400多人的集生产、仓储、居住于一身的“三合一”公寓里，造成其中19人死亡，8人受伤。大火之后，北京随即展开了针对隐患群租公寓的“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行动，而且限定“紧急清退，限期五天”，逾期不退则采取断水断电断气等强制措施，迫使很多打工者连夜寻找住处，或不得不举家离开北京。
被清退的新建村（王珊 摄）
　　清退之外，各种风貌治理也不断深入到城市的毛细血管中。比如为了“亮出天际线”，北京开始集中清理建筑物上的牌匾，甚至规定“3层以上只能安装一块牌匾标识”，以致有人无奈调侃：“没有了那块熟悉的招牌，迷路怎么办？”还有封堵“开墙打洞”，初衷是整治90年代遗留下来的“居改商”问题，但同时伴生着对一些自发形成的商业街区活力的损伤。
北京科技大学牌匾被拆除
　　“把威胁城市安全的‘灰犀牛’关进笼子。”——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如此形容这一轮城市清退措施。“灰犀牛”概念是古根海姆学者奖获得者米歇尔·渥克（Michele Wucker）在2013年提出的，形容一种大概率的潜在危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相对于极其罕见、出乎意料的“黑天鹅”事件，在社会各个领域不断上演的危机其实大多在爆发前已有迹象显现，但却常常被忽视，就像非洲草原上的“灰犀牛”那样——灰犀牛体形笨重、反应迟缓，离得远时看似毫无威胁，而一旦它狂奔而来，就会让人猝不及防。
　　以往人们认为，中国的“灰犀牛”风险集中在房地产领域，或者金融领域，而如今看来，社会领域尤其是城市领域的灰犀牛问题也不容忽视。尤其是在中国高速城市化的语境下，城市空间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一个中立的物理场所，而伴随着城市持续性的**和改造，背后是权力的介入、资本的渗透和利益的竞争，由此带来各种社会关系的解构和重组。当城市的粗放发展期过去，大规模的政府干预更会触发新的空间意识的觉醒。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巴黎、伦敦、纽约等西方大城市中空间不平等的问题尤为突出，人们对公共空间、生活空间和交通空间等资源的争夺日益激烈，也引发了旨在争取“空间正义”的都市社会运动的出现。英国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指出，城市的正义应该包括社会正义和空间正义两个方面。他同时提出了“市民权”的概念，即一个人进入城市，居住在城市，以及平等地使用和塑造城市的权利。

　　在当今中国，“空间正义”问题更有现实意义，也更为复杂。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在1967年曾经论述“中国盒子”问题，他指出社区层面的民主最容易实现，但这一层面享有权力的机会最少；越往上走，权力越大，但是民众的影响力也在逐渐减弱。在城市领域尤为明显，大多数城市治理都是在政府权力和资本主导下进行的，社会力量较弱，公众参与不够。在这样的背景下，容易造成城市中正义价值的缺失和损害，导致城市空间的不公问题，例如空间的剥夺与隔离、弱势群体的边缘化以及公共空间的过度资本化等等。
　　空间正义集中体现在如何对待“落脚城市”，或者说是城市里的“飞地”。在城市管理者眼中，这类飞地常常被视为健康城市的不良增生物，或者都市蔓延以及人口过剩的罪魁祸首，而没有纳入社会体系的一部分。但问题是，在世界各大城市“块茎型”空间体系中，城中村、地下室、桥洞等灰色空间，并不存在于繁华的城市中心之外，而是直接内嵌在城市中心内部的死角中，也是城市秩序最为脆弱的标靶。对于这些“落脚城市”，是直接暴风骤雨般地“一刀切”，还是寻求多方参与和共生的精细化治理，是对一个追求精明增长模式的转型期城市政府的一大考验。
　　城市里“有序”都是好的、“无序”都是不好的吗？OPEN建筑事务所创始合伙人李虎的工作室就设在方家胡同里，他原本是被胡同生活的差异化和多样性吸引而迁入，近一年却目睹了封堵“开墙打洞”带来的共产党性变化。以前他骑车穿过胡同时，可以碰上卖菜的、卖花的、剃头的、晒太阳的，现在那些熟悉的门脸都封上了，一切都干干净净的。“真干净啊！混乱的东西没了，有趣的东西也没了。”他提出，这些历史形成的“违章建筑”既然长期存在，就蕴含着合理性，能不能把问题变成答案——“向违章学习，向无序学习”？
　　某种意义上，在基于“落脚城市”的建设性实践中才能发现空间正义，并有可能实现不损害任何一方利益的“帕累托改进”。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的周子书这几年一直针对北京的地下空间进行社会创新实验，在其中创立了“地瓜社区”。
周子书和他的团队在“地瓜一号”——改造前的北京亚运村安苑北里19号楼地下室（黄宇 摄）
　　最初引起他关注的是当时还有几十万人居住在1.7万个地下室空间里，他想要探索如何为这些城市新**改善居住环境，以及通过社区资源的最大化利用获取发展机会。后来地下室不再允许居住，他转而探讨如何将它们变为公共空间，激发社会潜力，创建未来共享社区模式。他告诉我，基于景观猎奇意义上的地下室空间改造只是吸引人走进来的开端，更关键的其实是创造可持续的社区共享和空间消费。
　　第一个“地瓜社区”位于北京亚运村安苑北里19号楼地下室，当他重新去看这一社区的居民时，发现每个居民背后都有不同的职业：有全国“三国杀”总冠军，有在戛纳拍电影得金奖的导演，有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导演，有中央音乐学院的舞蹈老师，还有退休的故宫博物院管理员⋯⋯这些不同身份的社区居民居住在同一社区，就形成了高度重叠和混杂。他要做的，就是如何去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来激活社区。周子书描绘了一个在地瓜社区可见的具体场景：两个家庭在周末相约来到这里，爸爸们到健身空间健身，一个妈妈在阅读空间看书，另一个妈妈带着两家的孩子在游戏空间玩乐高，一个小时以后，他们在网上预订了一个麦当劳套餐，然后花40块钱租了社区里的电影院，两家人在这个电影院里一起看了一部动画片，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未来的社区生活模式。
周子书对地下空间的初期改造实验在花家地一间地下室进行
　　“城市象限”创始人、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规划师茅明睿基于对大数据的分析告诉我，仍有上百万人居住在遍布全市各处的城中村和地下室中，他们被称为“蚁族”和“鼠族”，其实也是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建筑工人、快递员、厨师、保安、保姆等。“如果在政府不能提供对于这些人的居住权保护的情况下，以改善他们的居住空间或者以消除安全隐患的名义，把他们从地下室、从城中村当中赶走，其实也就抽掉了很多在北京的打工者的第一个台阶，那么这种改造到底是不是城市的正义？封堵‘开墙打洞’，在恢复风貌和秩序的同时是否也伤害了街道的活力？”
“城市象限”创始人、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规划师茅明睿（黄宇 摄）
　　放在更大视野来看，这一系列城市治理措施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以及新一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其中一个目标是，到2020年，将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那么，这一收缩型空间策略的背后逻辑是什么？北京为什么要疏解？又将疏解什么、如何疏解？为此，我们专访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他同时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
　　北京“大城市病”是市场和行政的共同作用 
　　三联生活周刊：十八大以来，在提出“一带一路”等倡议的同时，还出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收缩型战略。你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可否阐释一下背后的政策逻辑？
　　李晓江：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调整型、优化型的战略，甚至是一个减量型的战略。中央在其中明确地提出了两个核心任务：一是治理首都大城市病，一是优化人口经济密集地区的开发模式。
　　有人说“雄安新区是天上掉下来的”，真不是。在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里就很清晰地提到，要建设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同时对北京市的人口和机构的扩张作了严格规定。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北京核心城六区的人口开始下降，由此引来了巨大的争论，特别是关于用行政手段来限制大城市的聚集，是不是符合市场规律。
　　我认同大城市的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大城市也因此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动机。同时，大城市又是最开放包容的，所以也是吸引人才聚集的空间。但是即便在市场完全有效的情况下，从供需关系来讲，核心城市或顶端城市也永远是稀缺资源。如果大家都往超级城市走，那么中国只需要两个城市就够了——北京和上海，但这不可能。一个健康的城市体系，应该是大中小城市各得其所，机会和成本相匹配，大城市可能是机会最多的，但成本也是最高的；小城市机会少一点，成本也低一点，人们在这样一个经济逻辑下选择适合的城市。实际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著名大都市，都曾经历过城市病爆发的黑暗时期，而且度过黑暗时期不只是依赖市场的力量，都有行政力量的介入。更何况在中国的特殊体制下面，大城市病的根源并不都在于市场，当然也就不能依赖市场去解决所有问题。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王旭华 摄）
　　三联生活周刊：北京大城市病的形成基于什么机制？
　　李晓江：我认为，中国大城市病的首要根源，在于我们是世界上少有的城市政府划分了不同的行政层级的国家，由此带来高度行政化的资源配置，再加上GDP的单一导向、财政税收制度、长期形成的土地财政依赖，这些是中国大城市过度聚集资源和机会的制度方面原因。
　　以北京为例，我记得2015年，在一份非常重要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督察报告中曾尖锐地指出，北京大城市病的问题关键在于北京滥用了行政和财政资源，导致非首都功能的过度聚集。
　　一个表现是财政资源的不合理使用。比如，北京的水电气暖价格居然比河北有些县城还低。2015年北京票价改革之前，公交票价才4毛钱。我算了一笔账，一个人在北京坐一次公交，能拿到3块8毛钱的补贴。类似这种过度的财政补贴，导致北京成为华北地区的一个成本洼地。
　　二是非正规土地供给的滥用。北京有1400多平方公里的城市建设用地，是受到国家土地和城乡规划制度严格管控的。而除此以外，还有1500多平方公里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平均到260万农村人口身上，人均高达600平方米。这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本身是大城市非正规供给的一个重要来源，但是被严重滥用了，以至于在这1500多平方公里土地上，聚集了大量和首都功能毫无关系的产业，比如制造业、物流业，甚至整个华北地区的服装制造业和家居制造业的重心就集中在北京的五环到六环之间；此外，六环内外来人口约630万人，其中四、六环间就聚集了423万人，农村集体用地是主要承载空间，像是大兴西红门火灾的事故发生地，就是在一个农民自己建的2万平方米公寓里。
　　三是项目竞争。北京有四大汽车企业，其中两个是从天津、河北“抢”来的；此外2008年以后，北京通过大量优惠政策引进了很多央企总部，这都不是一种完全符合市场规律的行为。
　　大城市病的第二个根源，是资本和社会“两个流动性”都唯一地存在于超大特大城市这一层级。我们的资本流动性，要让钱保值，最有效的就是在大城市买房；社会的流动性也只在大城市，逃入和逃离不断地循环往复。而与此同时，这两种流动性在大城市又出现了剧烈的矛盾，经济不景气以及过高的生活成本，使大城市的实际人口吸引力和容纳力下降。据我们观察，最近五年几乎所有超大和特大城市的人口增速都在快速下降，人们开始考虑其他选择。除北京和上海的人口下降有管控的原因，其他超大特大城市这五年的人口增量也只是前五年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中国大城市病的第三个根源，是在城市高速发展过程中，政府的治理能力以及社会的文明程度都无法适应大城市如此规模和速度的增长。因为资源的错配，导致了空间的错配，北京聚集了那么多产业、那么多人口，但却提供不了相应的公共服务，陷入一个怪圈。
　　因此，中国大城市病的根源不仅仅是经济规律，还有大量的行政作用和政府干预。那么，反过来用政府的力量去改变，我认为存在合理性。解决路径在于两个方面：一个通过规划、行政和经济调控来缩减核心城市的功能；二是优化我们的区域布局，比如用北京城市副中心来优化北京市域内的布局，而通过雄安新区来带动河北，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的协同发展。

　　三联生活周刊：从全球范围来看，应对大城市病有什么共同经验？
　　李晓江：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曾经专门研究过全球几大首都的经验。我们发现，世界上超大和特大城市的发展，都是时起时伏的，都经历过不同阶段、不同程度、不同时长的调整期。比如伦敦和纽约这两个世界级城市，都曾出现人口下降，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回升到历史最高水平。当这些大城市碰到问题的时候，应用市场价格机制和政府行政、经济手段，适时、适度调控超大城市的供需关系是必需的。也因此，大城市问题和全球城市区域问题总是争论不休。经济好的时候，人们往往认为管控是需要的；经济不好的时候，都在抱怨管控过多。
　　比如伦敦，他们的城市规划是“二战”期间编制的。按照我们现在的逻辑，战后恢复应该是大发展，但英国在战争后期为伦敦准备的规划是限制性的，明确设定了一个边界“绿带”，绿带里面有特定的开发政策，就是防止日后过度增长。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伦敦政府又从工业、环境和交通角度对城市进行了多轮调控，并且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优化整个区域布局，一是建设新城，二是在伦敦市中心区采取交通拥堵收费的政策。巴黎也是如此，既有非常严格的对工厂和办公建筑的管理，同时采取财政补贴政策来激励企业和机构的外迁，还有空间布局上的优化调整，从这几个方面来优化核心城市功能。东京则经历了两**能调整，第一次是50〜60年代，第二次是80年代，把首都圈划分为不同类型，采取差异化的管制和限制政策。首尔也在2006年的规划中，把首都圈区分成拥塞抑制区、增长管理区和自然保护区三类政策区进行分类管理，而且都有非常严格的评估制度。总结几大城市的共同特征是，纽约、东京、首尔都采用了中心区和外围的税率差异化政策，以鼓励企业和机构外迁，优化区域布局。另外，采用行政手段对大城市病进行治理是一种阶段性的特征，一旦跨越这一黑暗时期，就不需要这么多干预了。因此，目前中国大城市病的有效治理，需要政策与资源在区域空间和城市层级上实现更加均衡的配置。
　　疏解功能，不是疏解人口 
　　三联生活周刊：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到2020年，要将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2300万的人口上限是依据什么提出的？为什么以往的历次城市总体规划都提出人口控制目标，但都一次次地被突破了？
　　李晓江：2300万是控制规模。目前北京总人口2100万，那就再稍微给一点空间，在目前阶段来看，2300万是一个合理的规模。
　　环境承载力是一个城市的基本约束条件。环境承载力不是绝对的，不是简单的“1+1=2”算出来的，比如北京的水资源其实也是弹性的，首钢搬迁以后一天可以节省下来几十万吨水，此外还可以通过阶梯收费来控制用量。但完全忽略环境承载力也有问题，不能过度利用资源来发展，特别是人口和经济密集地区，其发展规模和环境容量更应该相互适应。
　　以前我们说控制人口，但其实只是一厢情愿地写一个数字，在实践层面并没有真正控制。在GDP导向下，地方政府并不把这个数字放在眼里，继续一种盲目扩张的发展模式，所以北京才会出现1500多平方公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三联生活周刊：新版北京总规提出了有效的规模控制手段了吗？具体要疏解什么？
　　李晓江：北京市这一次是下决心要控制规模的，在总体规划中也提出了具体目标，比如生产性用地减少、生活性用地增加，整个平原地区的开发强度降低等。
　　此外，这一版总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将北京城六区常住人口降低200万，这就需要很多政策和行政的联动。疏解对象包括一般性产业，特别是高消耗产业；区域性物流基地、区域性专业市场等部分第三产业；部分教育、医疗、培训机构等社会公共服务功能；等等。具体到执行层面，包括严控在京高等学校招生人数和办学规模；严控新增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京津冀三省市制定各自产业准入目录等。
　　疏解的对象是非首都功能，不是人口。最典型的是批发业，它在首都功能里面属于“寄生功能”，其实买的人不在北京，卖的人不在北京，生产不在北京，消费也不在北京，可以放在区域内其他城市。另一个就是部分制造业，它们是之前被北京的低成本黑洞吸附来的。
　　三联生活周刊：但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外来人口感受到的冲击最强烈。很多人认为，是处于人口结构“低端”的那部分人先被疏解。
　　李晓江：不能简单地这么划分，因为在产业和功能转移的过程当中，链条当中的高端和低端是一起跟着走的。
　　人人都知道，任何一个城市有高端就有低端，而且高端和低端需要保持一定配比，往往越高端，就需要越高比例的低端。当某些低端功能被疏解出去，还会有其他低端功能进来。当链条上的低端供给不能满足需求的时候，就会带来价格上涨来调节供需，所以大城市价格上涨本身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如果想要降低成本，就要靠政府补贴，或者靠非正规渠道，比如“三合一”的群租公寓，但最后会导致各种社会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近期北京一些功能疏解政策的具体落实，包括火灾后的清退、天际线恢复、封堵“开墙打洞”等，都让人感到“一刀切”式的缺乏弹性。
　　李晓江：这确实是政府要反思的，现在经常是只讲治理，却不讲治理的智慧。北京的群租公寓一直有很大的安全隐患，但治理一直是遮遮掩掩，这一次因为大兴的火灾，才下决心了。但一夜之间把所有的公寓都关掉，让大家天寒地冻地去找住处，就是用力过猛，最后引起社会反弹。包括封堵“开墙打洞”，应该适度留点生机，其实在一楼经商，在很多城市都是一种普遍行为；但是开餐馆就要干预，因为这意味着给楼上的邻居增加了安全风险。
　　一个城市应该是多元的，有高端有低端，但多元中必须要有管理，有约束，有监督。可是我们的城市治理往往走向两极：要不就放，一放就乱；要不就管，一管就死。
　　城镇化开始出现多向多次的流动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注意到，中国城镇化整体在放缓。像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已经出现聚集的边际效应递减了吗？
　　李晓江：据我们对中国7个千万人口以上大城市的分析，确实出现了边际效应递减的现象，人口占比在提高，但经济占比在下降。所以疏解大城市功能，一方面是治理大城市病，另一方面也是给中小城市带来增长机会。
　　这次大兴火灾，其实也是北京长期以来过度追求GDP的一个后果。特别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政府什么产业和服务都要，放任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上搞工业大院，导致大量违法建设行为，甚至监管也无法覆盖。其实它们实际上是一种名义上的GDP，借这块地皮发自己的财，最多跟村长和镇长分一杯羹，对城市财政的贡献很少，但隐患却很大，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出事了。2011年旧宫就发生过一起重大火灾，我当时就跟北京的规划同行说，这把火应该把北京烧醒了，该下决心调整了，没想到又搁置下来，一直到六年后的这场火灾。
　　如果任由北京这么发展下去，那么目前污染问题、交通问题、公共服务问题、房价问题，都难以解决。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逻辑也在于此。以往是北京用行政资源打造出了整个华北地区的洼地，但也剥夺了周边地区的发展机会，成了一个黑洞。北京有那么低的成本，又有那么好的公共资源，当然所有的企业和人口都要流进来。这么一来，就违背了大城市高成本、中小城市中低成本的经济规律。所以我一直说，京津冀发展的问题就出在北京走了天津的路，天津走了河北的路，让河北无路可走，最后河北就只能干一些傻大黑粗的产业，因为除了水泥、玻璃、钢铁，别的产业它都没机会干。然后这些傻大黑粗的产业导致的污染，又将整个华北地区淹没其中，所以我们说区域的发展，尤其从环境角度来看，不能独善其身。
　　三联生活周刊：从城镇化的方向来看，开始向中小城市流动了吗？
　　李晓江：不能简单这么看。目前大城市的人口增速减少，跟我们城镇化的发展阶段有关。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城镇化，不是一次流动，而是多次流动、多向流动，然后逐渐稳定下来。因为我们城镇化的前半段发展很快，也就导致后面的调整期会更长。
　　在我国城镇化的初期，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的少数城市，对这些城市来说人口流动的压力巨大。2000年以后，农村转移人口数量是最多的，但同时流入的城市也多了。2014年以后转移人口的总量开始下降了，流入的地方更多了。
　　目前城镇化的另一个趋势是，从长距离迁移转为近距离迁移。据我们对三大城市群的分析，周边省份的流动占到了70%以上，中西部地区开始出现回流，外出农民工的总量在下降，城镇化的整体格局倾向于更加平衡。这跟中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高度的城乡二元化都有密切关系。农民工的流动有这样一个现象，农民工20岁在服务业，30岁在制造业，40岁在建筑业，50岁返乡或就近就地城镇化。所以中国的城镇化是个极其复杂的现象，不能简单地想象成人人都要到北京，人人都要到大城市。
　　三联生活周刊：城市应该为流入的农民工负担市民化成本吗？
　　李晓江：我一直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是个伪概念。这个概念的一个根源是中国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税收的绝大部分是企业交的，不是个人交的，所以城市政府就认为农民工在北京没交税，如果他要落户，政府要额外花一笔钱。实际上农民工在打工的过程中，企业的雇主在替他们交税，他已经为城市做了贡献，但是没有被纳入计量。所以，“农民工市民化”无所谓额外成本，只是把他们缴纳的税收合理返还给他们，但政府不愿意承担这部分责任。像是我们家保姆，从我的孩子出生到现在，她在北京已经24年了，小保姆已经变成老保姆，还没有成为北京居民。城市不负担她的养老，她最终还是要回到家乡。
　　2014年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农民工市民化”之后，到现在也没有进展。诚然，大城市吸纳不了这么多人，农民工的流动也开始多次多向，但重要的是，不管农民工在哪里打工，都应该有他的一份权利，这个权利应该跟着人走。在美国，联邦政府的税收主要来自个人缴纳，于是联邦政府直接对个人负责，公民权跟着人走，不会出现今天在上海交，明天在北京交，回到家里就没人管的情况。
　　三联生活周刊：在城镇化的调整期，如何实现市民的空间权利？
　　李晓江：空间政策与城市治理中市民参与的缺失，是一个长期形成的问题。与西方不同，中国一直缺乏一种市民文化的传统。解放后，城市的基层治理体系一直不完整。后来的城镇化进程中，大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人群阶层分化。再加上大拆大建的发展模式，也导致了城市中既有的社会关系瓦解、历史文化受到冲击、社区意识丧失。
　　而在我们的财税制度与土地财政依赖下，地方政府倾向于要企业，要税收，不要人；要高净值、高知识的人，要人才，不要人。相应地，企业对城市的话语权也远大于市民，政府的资源配置和政策倾斜都指向企业，这又反过来导致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薄弱，企业经济活动的社会与资源环境外部性被严重忽视。
　　对城市治理的重视近几年发生了重大转变。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从管理到治理的重要创新。十八大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目标，而且特别强调了社会治理能力的提高。在国家、市场和社会三方力量中，我们目前仍是以政府力量为主导的单一化治理模式，以后应该转向政府管制力量弱化，市场机制在受约束和界定的前提下发挥重要作用，而新的社会结构应与政府、市场形成博弈关系。
　　市民的空间权利，或者说应对“人的城镇化”的空间供给政策，应该是城镇化中后期空间调整的一个重点。从城市规划的关注点来看，包括构建满足不同城镇化人口流向的城市体系；关注不同人群多元化需求的差异化空间供给：中等收入人群提高生活品质的需求，中低收入、弱势群体的生存需求，老龄化、二胎化的需求；关切低收入人群赖以生存的非正规居住、就业、服务空间的合理存在；关切现代化目标下的城乡空间关系和乡村发展等。所以我个人认为，城乡之间、不同城市之间、城市内部的多元化、差异化的空间供给，是当前最重要的供给侧改革领域之一。

11部门联手治理校园欺凌：明确惩戒措施 追责方式
原标题 11部门联手治理校园欺凌：明确惩戒措施 追责方式　　
　　中新网客户端北京12月27日电（记者 张尼）近日，教育部、中央综治办、最高人民**等十一部门联合印发《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该方案明确了校园欺凌的界定，以及对实施欺凌学生如何惩戒的措施，同时强调要建立学生欺凌治理工作的长效机制。
资料图 中新社记者 张云 摄
　　校园欺凌如何界定？
　　——运用语言或网络手段欺侮也属校园欺凌
　　《治理方案》明确指出，中小学生欺凌是发生在校园（包括中小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内外，学生之间，一方（个体或群体）单次或多次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个体或群体）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方案还特别提到，各地各校在实际工作中严格区分学生欺凌与学生间打闹嬉戏的界定，正确合理处理。
　　欺凌事件如何处置？
　　——学校应在启动调查后10日内完成调查
　　《治理方案》明确，学生欺凌事件的处置以学校为主，应依法依规进行。
　　学校发现欺凌事件线索后，应当按照学生欺凌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和处理流程对事件及时进行调查处理，由学校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对事件是否属于学生欺凌行为进行认定。原则上学校应在启动调查处理程序10日内完成调查，根据有关规定处置。
　　若有申诉，明确要妥善处理申诉请求。由县级防治学生欺凌工作部门负责处理学生欺凌事件的申诉请求。对确需复查的，由县级防治学生欺凌工作部门组织学校代表、家长代表和校外专家等组成调查小组启动复查。复查工作应在15日内完成。
　　涉法涉诉案件等不宜由防治学生欺凌工作部门受理的，应及时纳入相应法律程序办理。
资料图 中新社记者 张勇 摄
　　对涉事学生如何惩戒？
　　——情节恶劣，可将实施欺凌学生转送工读学校
　　《治理方案》提出，针对不同情形的欺凌事件，有关部门要结合职能共同做好教育惩戒工作。
　　情节轻微的一般欺凌事件，由学校对实施欺凌学生开展批评、教育。实施欺凌学生应向被欺凌学生当面或书面道歉，取得谅解。
　　情节比较恶劣、对被欺凌学生身体和心理造成明显伤害的严重欺凌事件，学校对实施欺凌学生开展批评、教育的同时，可请公安机关参与警示教育或对实施欺凌学生予以训诫。
　　屡教不改或者情节恶劣的严重欺凌事件，必要时可将实施欺凌学生转送专门（工读）学校进行教育。
　　涉及违反治安管理或者涉嫌犯罪的学生欺凌事件，处置以公安机关、人民**、人民检察院为主。
　　教育部教育督导局主要负责人解释称，对依法应承担行政、刑事责任的，要做好个别矫治和分类教育，依法利用拘留所、看守所、未成年犯管教所、社区矫正机构等场所开展必要的教育矫治；对依法不予行政、刑事处罚的学生，学校要给予纪律处分，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可视具体情节和危害程度给予留校察看、勒令退学、开除等处分，必要时可按照有关规定将其送专门（工读）学校。
中新社记者 张娅子 摄
　　欺凌事件如何预防？
　　——加快推进校园视频监控系统、紧急报警装置建设
　　《治理方案》明确了积极有效预防学生欺凌的四项举措：
　　一是学校加强教育。各中小学校通过每学期开学时集中开展教育、在道德与法治等课程中专门设置教学模块等方式，定期对中小学生进行学生欺凌防治专题教育。
　　二是开展家长培训。通过组织学校或社区定期开展专题培训课等方式，加强家长培训，引导广大家长增强法治意识，落实监护责任，帮助家长了解防治学生欺凌知识。
　　三是强化学校管理。加快推进校园视频监控系统、紧急报警装置等建设，建立健全防治学生欺凌工作各项规章制度，学校根据实际成立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
　　四是定期开展排查。通过委托专业第三方机构或组织学校开展等方式，定期开展针对全体学生的防治学生欺凌专项调查，及时查找可能发生欺凌事件的苗头迹象或已经发生、正在发生的欺凌事件。
资料图 中新社记者 任东 摄
　　欺凌问题突出，如何问责？
　　——实施一票否决权制等，进行综治领导追责
　　《治理方案》提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制度建设，逐步建立具有长效性、稳定性和约束力的防治学生欺凌工作机制。
　　一是完善培训机制。明确将学生欺凌专题培训纳入教育行政干部和校长、教师在职培训内容。
　　二是建立考评机制。将本区域学生欺凌综合治理工作情况作为考评内容，纳入文明校园创建标准，纳入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年度考评，纳入校长、学校行政管理人员、教师、班主任及相关岗位教职工学期和学年考评。
　　三是建立问责处理机制。对职责落实不到位、学生欺凌问题突出的地区和单位通过通报、约谈、挂牌督办、实施一票否决权制等方式进行综治领导责任追究。
　　四是健全依法治理机制。建立健全中小学校法制副校长或法制辅导员制度，明确法制副校长或法制辅导员防治学生欺凌的具体职责和工作流程，把防治学生欺凌作为依法治校工作的重要内容，积极主动开展以防治学生欺凌为主题的法治教育，推进学校在规章制度中补充完善防治学生欺凌内容，落实各项预防和处置学生欺凌措施。（完）

陈晋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务委员(副部长级)
陈晋 资料图
　　
　　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将于2018年3月24日至26日在北京**国宾馆举行。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所属微信公众号“中国发展高层论坛”3月22日发布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 ·中方主要代表名单”信息显示，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已担任新组建的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务委员（副部长级）职务。
　　官方简历显示，陈晋出生于1958年10月，四川简阳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研究员，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之前担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
　　据新华社3月21日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称，组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党史和文献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加强党的历史和理论研究，统筹党史研究、文献编辑和著作编译资源力量，构建党的理论研究综合体系，促进党的理论研究和党的实践研究相结合，打造党的历史和理论研究高端平台，将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编译局的职责整合，组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作为党中央直属事业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保留中央编译局牌子。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主要代表人物，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编辑编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要文献、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主要领导人著作，征集整理重要党史文献资料等。
　　《方案》称，不再保留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编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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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辉当选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执委会副主席
中新社北京3月1日电 （记者 王恩博）中国保监会3月1日发布消息称，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2月28日在瑞士巴塞尔召开会议，经全体执委会成员投票，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成功当选IAIS第一任代表新兴市场的执委会副主席。

　　IAIS是保险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性组织，1994年在瑞士成立，负责制定全球保险监管的指导原则和标准，与二十国集团（G20）、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等国际组织协调互动，维护国际保险市场稳定。目前IAIS共有200多个成员，来自近140个国家和地区的保险监管部门，执委会是该组织核心决策机构。
　　据介绍，代表新兴市场的执委会副主席，将全面领导IAIS涉及新兴市场的国际规则制定及实施工作，表达新兴市场观点，反映新兴市场诉求，推动新兴市场工作，切实提升新兴市场在国际保险监管领域的参与度和话语权。
　　保监会表示，陈文辉成为IAIS历史上第一位代表新兴市场的执委会副主席，是中国在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改革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体现了国际保险业对近年来中国保险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的认可，巩固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中的领军作用，将有效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
　　保监会称，将利用执委会副主席这一平台，在IAIS各项工作中积极发挥领导作用，加强IAIS新兴市场成员间合作，促进达成更多共识，切实肩负起把握新兴市场战略方向、提升新兴市场地位、改善国际金融体系治理的重担，进一步扩大新兴市场成员在国际保险事务中的影响力，影响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实施，维护新兴市场成员的核心利益。（完）

这三名**官员曾担任过商务厅长 她是唯一的女性
12月29日，吉林省商务厅原党组书记、厅长丛红霞涉嫌**，接受组织审查。大白新闻（微信ID：dabaixinwen）梳理发现，曾担任过商务厅长的**官员共有3人。其中，丛红霞是唯一的一位女性。
　　另外2位曾担任过商务厅长的**官员是：安徽省商务厅原党组书记、厅长曹勇，其在2014年11月21日接受组织调查；2014年7月28日，山东省人大常委会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原主任委员（山东省商务厅原厅长）吕在模涉嫌**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唯一一位被查的女性商务厅长
　　12月29日，中央纪委官网转发吉林省纪委的消息称：吉林省商务厅原党组书记、厅长丛红霞涉嫌**接受组织审查。据悉，丛红霞，女，汉族，1958年2月出生，吉林长春人，吉林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1976年7月参加工作，198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公开资料显示：1989年11月，丛红霞开始担任吉林省统计局综合处副处长；1994年9月，丛红霞担任吉林省政府办公厅综合二处副处长（其中，1993年8月至1995年12月，丛红霞在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信息管理专业本科班函授学习）。
　　1996年7月，丛红霞任吉林省政府办公厅综合一处副处长；1996年12月，丛红霞任吉林省政府办公厅综合一处副处长、调研员；1998年3月，丛红霞任吉林省政府办公厅综合三处处长（1996年9月至1999年7月，其在吉林省委党校经济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
　　到了2000年8月，丛红霞升任吉林省政府办公厅综合二处处长；2001年7月，丛红霞任吉林省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2008年4月，丛红霞任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党组成员。
　　2010年4月，丛红霞任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党组成员，中国吉林东北亚投资贸易博览会执委会秘书长（兼，正厅长级）。2013年3月，丛红霞任吉林省商务厅党组书记、厅长。2017年12月，丛红霞被免去吉林省商务厅党组书记、厅长职务。
　　曾任商务厅长的**官员有3人
　　大白新闻梳理发现，曾担任过商务厅长的**官员已有3人。这3人分别是此次被查的丛红霞，还有安徽省商务厅原党组书记、厅长曹勇（2014年11月被查）和山东省人大常委会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原主任委员、山东省商务厅原厅长吕在模（2014年7月被查）。
　　2014年11月21日，安徽省纪检监察网发布消息：安徽省商务厅原党组书记、厅长曹勇涉嫌**，接受组织调查。2015年7月24日，安徽省商务厅原党组书记、厅长曹勇被**和公职。
　　消息称：经中共安徽省委批准，中共安徽省纪委对安徽省商务厅原党组书记、厅长曹勇**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经查，曹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利，获取巨额利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
　　曹勇的上述行为已经**违法，其涉嫌犯罪问题已经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根据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安徽省委决定给予曹勇**处分；经安徽省监察厅研究并报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决定给予曹勇开除公职处分。
　　2014年7月28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山东省人大常委会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山东省商务厅原厅长）吕在模涉嫌**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2015年1月25日，山东省民族外事侨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吕在模被“**”。
　　消息称，山东省纪委对山东省人大常委、民族外事侨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省商务厅原党组书记、厅长吕在模涉嫌**问题立案审查。经查，吕在模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挪用、**公款；非法占有和收受礼品。
　　吕在模上述行为构成**违法并涉嫌犯罪。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相关规定，经山东省纪委常委会研究并报山东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吕在模**、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017年9月26日，淄博市中级人民**公开宣判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委员、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原主任委员吕在模受贿、**、挪用公款一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扣押在案的受贿所得及相关财物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曾在商务厅任职的**官员有5人
　　据统计，除了3位原商务厅长被查外，还有5位曾在商务厅任职的官员**被查。据悉，这5人中，其中有3人曾担任过商务厅副厅长的职务（王静、杨敬农、王亚非），另外2人分别是商务厅原巡视员（仲继安）和商务厅原副巡视员（王学钟）。
　　2014年8月27日，河北省商务厅原巡视员仲继安接受组织调查。2015年1月8日，河北省检察机关决定，依法对仲继安涉嫌受贿犯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2015年1月23日，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决定，依法对仲继安涉嫌受贿犯罪决定逮捕。
　　2015年9月8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转发海南省纪委的消息：海南省商务厅原副巡视员王学钟涉嫌**，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2015年9月18日，免去王学钟同志海南省商务厅副巡视员职务，办理退休。
　　2016年4月19日，宁夏**自治区商务厅党组书记、副厅长、自治区博览局局长王静接受组织调查。据宁夏**自治区纪委消息显示：宁夏**自治区商务厅原党组书记、副厅长、自治区博览局局长王静涉嫌**，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2016年12月30日，安徽省政府原秘书长杨敬农接受组织调查。今年7月20日，安徽省政府原秘书长杨敬农**被**。据了解，其曾担任安徽省外经贸委（厅）贸管处处长、外资处处长，省商务厅副厅长、党组成员等职务。
　　今年3月20日，安徽出版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王亚非接受组织审查。今年8月14日，其因**被**。此外，安徽省纪委也对安徽出版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王亚非**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王亚非，男，汉族，1955年4月生，安徽凤台人，大学学历，197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年4月参加工作。曾任省技术进出口公司总经理、董事长，省外经贸厅副厅长，省商务厅副厅长；2005年9月起任安徽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2015年8月退休。[资料来源：中央纪委、吉林、河北、山东、安徽、海南省纪委等]

这一组中文稿 为何引起美国多家主流媒体紧追不放
美国政府18日正式发布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总统本人高调演讲。白宫称为“新时代的新国家安全战略”。
　　这份报告33次提到中国。而新华社的回应报道，引起美联社、彭博社、《华尔街日报》《**》《**》等关注。
　　美国特朗普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中国等国正在多个领域挑战美国地位。话说得这么满、步子迈得这么大，华盛顿和美国主流媒体当然很想知道，“被定位”的中国怎么看、又会这么做？
　　特朗普讲话后几个小时内，新华社就从华盛顿发出一手观察和评论。美国主流媒体如美联社和《华尔街日报》《**》《**》引述相关观点。这一次不同寻常的转引，呈现出中外舆论博弈的明显变化：
　　外媒着力关注
　　中文报道
　　西方主流媒体采用中国媒体的英文评论，作为中国“官方观点”，说实话很常见。这一次西方媒体也从中文里寻找素材。
　　彭博社倒译新华社中文评论《美国应放下“你赢我输”的执念》片段：
　　作为国际主流媒体的美联社，直接用新华社微信端播发的观点：

　　美联社稿件说，“新华社评论说，特朗普的决定反映出其团队内部‘强硬派’的胜出。”同一段内，美联社又说，“新华社警告说，美中经贸关系有可能因此面临更多压力和挑战。”↓

　　《**》在援引这个报道时，核对了出处，也引出了第二个特点，
　　外媒着力关注
　　新媒体报道

　　“美中经贸关系有可能因此面临更多压力和挑战”，《**》表示是从新华社官方微博（microblog）看到的评论。

　　《华尔街日报》也援引文章内观点：

　　翻译：“中国专家和媒体也表示，北京方面会观察（特朗普政府战略报告）政策主张的实施情况。新华社文章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更像是政策意图的宣示，而不是实际政策实施计划。’”

中文视频节目成对外传播又一舆论场？毋庸赘言，最大发达国家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如何发展，对整个世界而言都举足轻重。在这个方面，媒体的报道和解读为双方和国际社会都提供信息及观点的支持。在这系列转引的背后，体现的是中国态度、中国观点日益加重的分量。据了解，外国主流媒体在中国北京都设有分站，大部分都聘用本土雇员，所以具备在第一时间转化中文观点的能力。从外媒转引稿件的播发速度来看，懂得中英两种语言的报道员起了很大作用。可视化成为风口，国际报道也需要跟进，新华国际也有相应的工作室机制跟进，即“全球拍工作室”和“世界观工作室”：无论如何，外媒成为央媒视频类节目的“受众”，可说是中国对外传播的新课题：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内，中文视频类节目是否会成对外传播新的舆论场？-End-转载自峰岭ForeignLinkID: foreignlinkOrg]article_adlist–>

英媒:中国未来20年将超美国 成全球最大航空市场
资料图片：2017年5月22日，北京首都机场航站楼外晚霞满天。新华社记者 李贺 摄
　　参考消息网2月9日报道 英媒称，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中国游客首次选择搭乘飞机旅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计，中国将在未来20年轻松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航空市场。
　　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2月8日报道，来自亚洲的航空公司目前订购的新飞机数量比任何其他航空公司都多。亚洲的机场亦是世界上乘客增长最快的机场之一，亚洲地区也是这个星球上最受欢迎的航线所在。
　　亚洲是世界上主要的航空旅行目的地。在2016年全球所有航空公司运载的乘客中，35%的乘客选择乘坐亚洲的航空公司。这个市场份额还将继续增长。
　　报道称，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中国游客首次选择搭乘飞机旅行。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计，中国将在未来20年轻松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航空市场。2016年，航空乘客人数约为5.37亿人次，而到2036年，这一数字预计将达到14.6亿人次。
　　印度的航空乘客数量尽管基数较低，但预计会增长三倍。
　　国际机场协会总干事安吉拉·吉腾斯表示，收入增长，中产阶级和中等收入阶层人口增长的变化，使人们的旅行愿望快速上升。
　　报道称，航空旅客越多通常意味着机场更繁忙，兴建的机场也更多。根据国际机场协会的统计显示，全球有10个增长最快的机场，其中8个在亚洲。
　　而在这8个增长最快的机场中，有6个位于中国，比如天津、郑州、哈尔滨和重庆。2006年天津的航空旅客人数仅为270万人，但在2016年，这个数字超过了1680万人。
　　以乘客流量来衡量，北京机场、东京羽田机场和上海机场都可列入世界十大最繁忙机场之列。而美国亚特兰大机场则名列世界最繁忙机场的榜首。
　　在印度，随着人们更加富裕，更善于节省时间，越来越多的乘客放弃铁路而转乘飞机，印度航空公司正试图抓住国内航空乘客增长的机会。
　　报道称，中国航空公司的早期扩张阶段已经结束，大型航空公司已经拥有庞大的客机机队。
　　美国航空公司的乘客数量仍然高于其他航空公司。只有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代表亚洲进入前五名。另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拥有最多客机的航空公司是拥有大约1500架飞机的美国航空公司。
　　世界上最繁忙的航线是韩国首尔与南部济州岛之间的一条国内航线。首尔与济州相距一小时五分钟航程，每天有近120架次航班。
　　济州岛拥有海滩、火山口和登山栈道，是一个大型旅游目的地。在济州岛的外国游客中，中国游客不少。据韩国旅游业数据显示，2017年赴韩的中国游客数量减半。